这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全书只有三千多字,其中核心的十九条规定只有一千多字。这也是一本重要的册子,内容包括了序言、注明具体条规及各项事务主要负责人的合同文约、向官府恳请给印示禁的呈词、官方允准示禁兴山的批示及其赋予文约等同地方法令效力的告示。这本册子就是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的《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

长期从事安徽营造林技术和“徽杉”研究工作的安徽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胡一民评价这本簿册“是反映我国南方杉木营造林由无序走向有序、合理利用山场、重视环境保护、照顾各方利益关切的‘特殊节点’的重要记录,是反映由传统营造杉木林向科学营造杉木林过渡的‘重要阶段’的典型文书。”

由来:养山会簿的诞生

《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的名字包括了几个部分,“环溪”指安徽祁门环溪这个地方,“王履和堂”是一个王姓家族的祠名,“养山会”是指家族发起的兴养山场的民间组织,“簿”即簿册。

这本养山会簿是清嘉庆十九年(1814)祁门刻本,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当时为什么要发起养山会并刻印这一会簿?在会簿的开头就有一篇序将原因讲得很清楚。

省图珍藏的《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

原来,清乾隆三十年(1765)以来,为了躲避战乱、灾荒、繁重徭役等,大量生活无着的流民离开原籍涌入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丘陵山地谋生,因其没有当地户籍,也不得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被称为异民。他们同土著居民一样靠山吃山,以手工业和山林垦殖业为主。然而,异民们简单粗暴的无序发展往往造成该区域严重水土流失,危害土著居民生存环境,进而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

祁门环溪地处皖南山区,这里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据序言称,环溪是王氏履和堂族人自宋代以来的聚居地,向来山多田少、地窄人稠,族人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来源就是山场的林产,昔日“兴养成材,年年拚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而如今却落得“山场荒芜之极……陆道良田堆沙累石”,“屡岁洪水瀑涨,人则栖迟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

黄山风景区大峡谷出现云海美景，宛如仙境的云海与色彩斑斓的奇峰怪石交相辉映 水从泽/摄

序中坦言,这其中固然有外来移民未经允许私自开垦山地的因素,但族人对山场疏于经营管理,不作为、乱作为,如默许垦荒从中渔利等行为也难逃其责。“抑且山各有主,业失难稽,兹乃便种者私为己有,未便者召佃收租……虽曰始作俑者之咎,抑亦尤而效之者与有责焉。”“虽灾变自有天意,而祸患实咎人为。”家族痛定思痛:“与其一削一抔之土为今时之被害者多,孰若岁兴半亩之山为他年之获利者广?及今早图,庶有兴复之日。”

为了保护被过度垦伐的山林,王氏履和堂族中有识之士齐聚家庙合议形成共识,并将拟订的章程“先行抄粘,遍告族内,彼此周知,众皆首肯,于是登诸簿书。”按照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章程拟订后先在族内进行全民公示,一致通过后形成最终决议。此举既充分尊重了每个利益相关人的知情权,也杜绝了事后反悔以不知情为借口拒绝执行的隐患,生动诠释了徽州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与契约精神。序作者在文末呼吁“伏愿族房代有贤裔,同心协力相与维持”,祈愿兴养山场的事业能够世代传承,做到可持续发展。

约定:清代民间的“林长制”

2017年3月,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林长制。2019年4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同意支持安徽省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

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宛如仙境  程启群/摄

在林长制的发源地安徽,这本两百多年前刻印的养山会簿类似民间约法自治订立的“林长制”。养山会簿合同文约写明由六支十二房中选出的二十七名“会首”负责会务,其中十二人掌管各房收领的合同原件。这二十七人就有点像族内公推的“林长”。

养山会簿的具体条规共有十九则,即“林长”管理的具体内容。针对当时存在的产权边界不清、林木成材周期不一不能统一扫砍,滥砍滥伐、私自召种、恃强霸种等问题给出解决方案,包括由“管委会”对现有山场林产进行逐一勘察估价、所有山名及所有权人一律登记造册、明晰产权责任,所有承佃合伙买卖均要上报“管委会”,统一管理、规范经营;设定山场收益分配比例、会务基金抽成比例。

从具体条款中可以看出,养山会不仅在客观上肯定了承佃异民为山场林产所创造的附加值,还明确表示只要守法依规经营、合理安排生产就可以长期承包,富有智慧地将缺乏管制、缺少保障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支兴养山场的生力军,变抗拒为接纳,无形中起到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此外,关于救火的条文,在赏金数值后标明“未成丁者不论几人均不给”,通过制度设计巧妙保护了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权益。

《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见证了一群山乡居民为了共建美好家园自发进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与推行生产集约化发展的决心,虽然只有薄薄一册,却蕴含了丰富多样的研究价值。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周晓光教授指出,会簿在徽州文书档案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但《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在同类型的会簿中记载内容较为丰富,蕴含的宗族自治与基层治理的信息量较大,是研究相关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

胡一民指出,《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中规定的插杉造林、萌芽更新、禁止采挖杉木树蔸、禁止外来种源等措施,与当今的水土保持、林地保护、优先使用当地乡土种质资源一致,较为科学合理、经济实用。另外,条规中允许合理修枝,这也有利于保护林地、促进树木生长。“这本簿册是一个反映皖南山区山民‘林本’理念、永续利用山场杉松资源、和谐管理家族山林、均衡照顾各方利益关切的‘绿色山村样本’。”

罚戏:“在朋友圈公开道歉”

《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的具体约规共十九条,其中第十条和第十七条都提到了一种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罚戏。“若不告明私自抽砍,罚钱一千五百文,赃树归养山会收,演戏全部加禁。”“兴山之后,各家秩丁必须谨慎野火。倘有不测,无论故诬,公同将火路验明查出,罚银十两,演戏全部。”即对于私自抽砍林木者及不戒野火者除物质惩罚外还要罚演戏,让被罚的人自掏腰包请戏班演整部大戏给全族的人观看。

罚戏作为一种别样的惩罚机制,与徽州的“社戏文化”热息息相关。徽州是聚族而居的社会,乡绅、贤士崇尚儒家礼仪教化,推崇传播程朱理学思想的社戏文化,徽商“贾而好儒”的风尚促进了社戏文化的发展。这些合力推动了徽州宗族热衷于戏剧,在宗祠内或宗祠旁建立戏台,形成“有宗必有祠,有祠必有台”的现象。

安徽大学研究人员在黄山调研  关敬生/摄

社戏的广受欢迎,使得徽州族长、里保以及宗亲耆老等根据公约、禁约以及族规家法规定,对于一些违规犯禁尚不足以报官追究者,通过罚戏来达到示众告诫的效果。这种将严肃执法与寓教于乐相结合的惩罚机制,既满足了民众的观戏需求,又缓解了惩罚的对抗性,成为民间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独特补偿制度。

据统计,目前为止已发现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涉及罚戏内容的碑刻三十多块,主要集中在祁门、婺源、休宁三县。这些罚戏警示碑刻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样化,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整治乡村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有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的。

一只刚出生的黄山短尾猴 关敬生/摄

罚戏的惩治止纷功能表现在“惩前毖后广而告之”上。比如道光元年(1821)秋,休宁县七村举行太子庙会,四乡八里村民纷至沓来,其间有游手好闲无知之徒酗酒闹事,族长获悉后即召集里老公议,决定处罚此肇事青年罚戏一台,并在通真太子庙敬神焚香三炷,勒石刻碑,以警示世人。这块《禁戏场酗酒生端议罚碑》详细记录罚戏缘由和事情经过,达到了处罚一事警示众人的目的。

罚戏的惩处功能还体现在经济处罚效果上,如道光十八年(1838)祁门县渚口镇滩下村的石碑中有这样的处罚规定:“定行惩罚,一千文演戏,断不徇情。”按当时的谷价和生活水平,一千文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年三分之一的口粮钱,而且还不包括戏班人员用度花销,显然,这种经济处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这样的罚戏措施让当事人“名利双损”,相当于让现代人既要“在朋友圈公开道歉”,又要扣罚四个月工资,极大地增强了乡规民约的震慑力度,也使得相关的“违法案例”广为人知,“普法”效果良好。

地位:立体的历史文献

胡一民指出,从《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来看,当时的皖南杉木主产区实行“拚山”这种皆伐、整体出售的特殊经营形式。此办法在当时有其合理性、可行性;但皆伐、一次性将山场树木全部处理干净,不利于林地的水土保持,不利于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此外,会簿中提到的插杉造林,可维持2-3个轮伐期的递减效益,虽没有现代的播种育苗造林科学合理,但这毕竟是一份两百多年前的文献,当时的乡民能有如此认识,已经殊为不易。

祁门牯牛降风光 （祁门文旅供图）

《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林学以及生态保护,它是一份立体的历史文献。通过它,经济学者看到的是明清徽州山林经济形式,法律学者看到的是赖以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民间习惯法,社会学者看到的是罚戏背后的社会传播效应和教育意义等。

作为一枚小小的拼图,《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与其他千千万万件诞生在徽州的民间会约、账簿、买卖合同、承继文书、分家文书、信函书札、地权赋役文书、诉讼文案、官府公文簿册等相互衔接、映射出一幅生动立体的从宋代到民国的徽州社会生产生活三维图景,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州文书”。

周晓光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徽州文书档案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发现,现在已知的徽州文书档案数量在百万件以上。海内外学术界对徽州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有着高度评价。已故著名徽学专家周绍泉指出,徽州文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称“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则说“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探讨其发展规律方面,徽州文书具有很大价值,起着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学者的看法目前已是国内外学界的共识。

周晓光表示,当下利用徽州民间文献和文书档案的相关研究,其实并不局限在徽州历史地理、传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具象描述、阐释方面,多数的研究成果聚焦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历史问题,以“小”见“大”、以“微”知“著”,超越了徽州地方史的研究局限,为中国史尤其是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

“徽州文书”的发现曾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深受学界重视。

目前,在安徽省委宣传部“徽州文书馆藏工程”的进度条上,安徽省图书馆正稳步推进馆藏古籍文献资源的深入挖掘与整理,努力为“文化强省”事业增添一份助力。

安徽商报 元新闻记者 陈卫华 王素英 通讯员 周亚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