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认识自身、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更需要能够解释自身实践、表达自身经验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强调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具有解释力和创造力的知识成果。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实践经验，凝结出深厚的文化智慧。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地域的发展史，更蕴含着理解中国社会运行逻辑的重要资源。因此，推动徽州文化从“地方经验”走向“中国智慧”，不仅是徽州文化研究的新方向，也能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资源。

一、从“研究徽州文化”到“用徽州文化思考”

长期以来，地方文化往往被视为区域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学界围绕徽州文化已经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从徽商研究到徽州社会史研究，从建筑研究到宗族研究，在这些领域，徽州一直是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重要样本。但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地方文化更多承担的是“证明已有理论”的角色，其本身具备的知识再生产能力，却长期不被重视。

现代知识生产长期受西方理论范式影响。许多关于中国社会的解释，往往借助西方理论展开。这些理论为认识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如果完全依赖外部理论框架，容易忽视中国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经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是拒绝外来理论，而是在开放交流基础上，更加重视从自身实践中发现知识。以往，徽商史料更多地被用作论证宏观理论的区域证据，其商业伦理价值尚未充分挖掘。徽州宗族长期被纳入“封建宗法制度”的分析框架，忽视了徽州宗族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本土性制度资源。在国际学界，早期研究也更多将徽州作为验证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或“乡绅社会”理论的个案。而徽州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仅是等待被解释的历史材料，更是能够产生理论资源的社会实践。因此，重新认识徽州文化的关键在于视角转换，即从“研究徽州文化”走向“用徽州文化思考”。只有这样，地方经验才能真正进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

二、以现实之问发掘徽州文化的普适性价值

地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资源，其根本原因在于其蕴含了回应新时代困境的普遍意义。徽州文化的价值，并不只是体现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符号之中，更体现在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智慧。仅以代表性的徽商文化、基层治理和教育传统为例。

徽商伦理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徽商是徽州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但如果仅仅将徽商理解为一种商业现象，就低估了其文化价值。徽商兴起于明清时期，其发展逻辑并非简单依靠资本积累，而是在资本积累之外，在商业活动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贾而好儒”绝非简单的亦商亦文，其深层价值在于为商业逻辑植入一套超越资本自我增殖的文化尺度。徽商并非不言利，但他们往往将“利”安顿在“义”的框架中考量，恪守“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经营哲学。这种商业伦理传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单纯逐利冲动的本质要求相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非放任资本无序扩张，而是明确要求资本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就此而言，“贾而好儒”提供了可转化的本土资源：它启示市场主体需跳出“利润最大化”追求，将诚信、责任、共赢等非资本逻辑内化为自觉行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抑制市场逐利性诱发的道德失范与价值扭曲。

徽州治理回应现代社会脱嵌之困。在现代社会高度流动性与普遍孤独感并存的背景下，徽州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恰恰展现出一种重建人际关系的文化价值。当个体从熟人社会脱嵌、涌入陌生人社会，法理契约虽保障了权利边界，却难以填补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真空。这正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对西方法理社会为基础“有机的团结”的超越。中国乡土社会以伦理为底色、以差序格局为路径，形成一种基于共同情感的“机械的团结”。徽州社会的基层治理，正是这种机械团结的生动实践。传统徽州以宗族、乡约、文会等组织为骨架，构建起一套兼具制度韧性与人文温度的治理体系。宗族不仅是血缘单位，更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乡约不仅是道德教化，更是社区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文会不仅是士人雅集，更是地方公共事务的商议平台。它们共同凝结成一种“守望相助、患难相恤”的共同体精神——这正是今日社会治理最需唤醒的本土资源。

徽州文教传统涵养精神文明韧性。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图景，承载着一套关于知识如何代际传递、文化如何涵养人心的完整智慧。这一传统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尊师重教所能涵盖。在教育供给上，族田设学、学田养教，为寒门子弟开辟了向上流动的制度化通道。在价值导向上，将“读书明理”置于“读书谋利”之前，使知识传承成为道德人格养成的重要途径。徽州府县方志中设有“儒林”“隐逸”“孝友”等人物门类，许多入传者终身未仕，仅因品德高尚、学识深厚、教化乡里而载入地方史册。这种独立于功利的文化评价体系恰恰在今日教育焦虑蔓延、功利主义主导的语境下尤显珍贵。更为深层的是，徽州教育传统揭示了文教与价值精神的内在关联，即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传授，更是价值共识的再生产机制。徽州经验启示我们，在任何时代，对知识的敬畏、对教化的坚守、对文脉的传承，都是维系文明韧性的深层密码。

三、从徽州文化提炼中国智慧的实践路径

地方经验不会自动升华为普遍知识，它需要经过自觉的理论提炼、话语转换与体系建构。徽州文化蕴含的商业伦理、治理智慧和教化传统等地方智慧，若只停留在历史叙事或宣传层面，就难以进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序列。

一是从资料整理走向理论提炼。徽学研究长期积累的契约文书、族谱方志是厚重基础。但新时代更需要追问：这些地方经验反映了怎样的中国社会逻辑？体现了怎样的文化机制？又具有怎样的理论意义？如对徽商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商业史研究，而应从中提炼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核心范畴；对徽州乡村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地方志整理，而应深入分析中国基层社会运行机制与治理规律。只有从经验中提炼概念，从实践中构建理论，地方文化才能真正转化为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推动徽州文化研究形成跨学科融合。徽州文化横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传播学等多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突破学科壁垒，在交叉视野中发现深层知识结构。但是，当前徽州文化研究尚存在一些学科分割现象，跨学科研究生态不够开放。尤其是在数智时代，探讨如何利用数字人文、大数据分析等新方法，对徽州文书、历史档案和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研究，对于进一步拓展知识发现空间，具有深远意义。

三是从“书斋学问”走向“公共知识”。知识体系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理论自洽，更在于回应现实。徽州文化中的商业伦理、治理智慧、教化传统，都可以为完善市场经济、创新基层治理、反思教育理念提供文化资源。通过教育传播、数字转化、公共叙事等多种方式，让徽州智慧从学术圈层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方能使地方经验真正成为具有现实生命力的中国知识。

从地方经验到中国智慧，是新时代重新认识地方优秀文化的重要方向。徽州文化的意义，不在沉睡的历史中，更在于它以独特方式浓缩了社会发展的中国智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需要从宏大的历史中寻找经验，也需要从具体的地方实践中发现智慧。徽州文化的新时代价值体现在：它既属于过去，也面向未来；既是地方记忆，也是中国经验。让地方经验纳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能够推动徽州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能够为理解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实践、形成中国表达提供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百年徽州文化学术史的发展与演变研究”［AHSKQ2023D17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