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票证年代里买什么都需要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吃粮要粮票，就连点灯的煤油也要票，凭票供应的原因是物资极度匮乏，本来就很紧缺的物资，平均分配到老百姓手里，数量极为有限，人人都像喂不饱的鹰一样，天天都在争着食。那个年代特权思想比较严重，掌握物资供应的人相当吃香，真叫吃香的喝辣的，谁要是在粮站、食品站、供销站里上班，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大德、烧了高香，更别说当站里领导啦。老百姓总结一段顺口溜：“粮站有粮又有糠，供销社里烟酒糖，食品站里肉油肠，进了站里好风光”。

老孙是食品站站长，一个队里的社员几乎都沾光过他的光，他的家乡情结还是比较浓的，谁家有红白喜事只要找到他，多多少少都能帮搞一点猪肉和猪油之类的，大家都很敬重他，每次他骑自行车回来社员们只要遇见了，总是对他点头哈腰的，老远就招呼：“孙站长回来啦！”，他总是点点头，哼一声，一副领导的派头。孙站长穿着很讲究，头发梳的光光的，冬春季节习惯穿那套深灰色的中山装，皮鞋擦得亮亮的，自行车前把上习惯挂着那个黑提包，这是当领导的象征，一般公社干部骑车下乡都是这样行装的。他一个星期在家顶多住一晚上，有时半个月回来一次，回来后老婆忙前忙后伺候着，杀鸡、宰鸭的，虽说都是家里人，不必那么客气，但毕竟老公回来的稀少，全家人视他如客人一般，几个孩子都怕他，只要听到爸爸回来了，个个都乖乖的、规规矩矩的。老婆很勤劳，带孩子，做家务，干农活，打里忙外样样都是她，丈夫是有头有脸的人，她跟着后面也沾光，自豪感始终洋溢在她的脸上。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别人去迟了免不了扣工分，她要是去迟了，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员私下里也嘀咕，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老公有权有势，大家有什么事还得靠他帮忙呢，小不忍者乱大事，特殊就特殊吧。那时农村特别苦，社员家里利用泔水一年顶多喂上一头猪，还要完成上面摊派的任务，杀年猪的很少，交不上任务必须拿钱出来“补水”，也就是按人头算账交钱。平时社员们吃油都是七拼八凑过来的，孙站长替本队社员吃油做了不少贡献，冷库里的冻油搞到手的人最多，晚上炼油时，老远就能闻到香气里夹杂着胀臭味，闻到香味的人，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谁家炼油了”。能吃上冻油对社员来说，也算是奢侈了，邻队的社员都很羡慕，常常抱怨：孙站长怎么不住在他们生产队呢。

逢年过节，特别是过年那几天，孙站长家门庭若市，远房的亲戚们都赶来拜年，本队的社员更不要说了，都想与他见见面，套套近乎，将来有什么事好托他，中午家里开了几大桌，喝的是昏天黑地，生产队里有两个会烧菜的女同志提前来到他家帮厨子，全队的孩子都想到他家里玩耍，凡是去的孩子都能吃的到瓜籽和糖果。

孙站长很会来事，站里只要杀猪啦，首先拿出来一小部分肉票送到领导手里，剩余的按计划分配下去，一次公社李干事父亲去世了，想到站里搞点肉和油，单凭他的面子肯定不行，于是他硬着头皮去找革委会王主任帮写个条子，王主任拿起笔在信笺上写了一通，为了搞点肉，信里的客气话没少说，李干事揣着王主任的信，如同揣着个宝贝，他急急忙忙去找孙站长，刚好孙站长在办公室，他看到王主任的亲笔信，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对李干事说：“领导真是客气，有事吩咐一声就行了，干吗要说那些客气话呢”。李干事在一旁想：还是当领导的好，要不是王主任亲笔信，我这个小小的干事，说再多客气话也没用。唉，不管咋地，只要能搞到手就是谢天谢地了。孙站长安排人员带着李干事去冷库房里提货，进去一看库房里至少有十几条肉坯子，李干事推着自行车，把买来的猪肉放在车架上，回家的途中别人看到他车子上驼那么多的猪肉，个个都眼馋得要命。

每年秋收之后，孙站长在公社干部陪同下，到各大队里催要生猪任务，所到之处，大队干部都非常重视和热情，并当面表态一定完成任务，结束了都要招待他一顿，孙站长喜欢喝两盅，喝高兴了从包子里拿出几张肉票分给陪吃陪喝的大队干部们，有的干部没有陪的机会，对大队书记多少还有些意见，陪的最多的是大队书记和会计，民兵营长和团支部书记只好靠边站。喝酒划拳的声音传得很远，一天有个大队的民兵营长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把他喝酒的事反应到上面去，公社领导找孙站长简单地谈谈话，并且还透露出是谁告他的状，孙站长知道后心里很是不悦，表面上接受批评，心里想：哼，想坏我的水，今后叫他们连肉沫星子都见不到。过段了一段时间，那个大队的书记得到了孙站长生气的消息，慌忙到站里找他沟通，孙站长拍着桌子对他说：“我要提醒你，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吗，你那里出了个内鬼，这点点小事都对上面反映，将来你这个书记还怎么当？……”，最后非要把告状的那位民兵营长撤换掉，无奈之下，大队书记只好把“内鬼”赶回家，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

农村改革初期，食品站最先受到冲击，市场放开了，老百姓吃肉吃油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昔日的食品站不再风光，孙站长的大儿子和大女儿都是几年前内招到食品站上班的，现在全部下岗啦，站里老老少少二十多个失去了生活保障，有的自谋职业，有的赋闲在家，有的怨天尤人，他们不甘心失去以往那天堂般的生活，经常组织一起到镇里上访，可全国的形势都一样，谁又能逆转得了呢，政府为了稳定采取了一些措施，搞什么生猪定点屠宰，让站里的人员参与其中，搞着、搞着就搞不下去了，市场的冲击力太大了。孙站长被迫在家里蹬着，昔日那在家中高高在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老婆叫他下地干活，儿子埋怨他没本事，就连孙子吃零食的钱都掏不出来。唉，真是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不甘心也得甘心呀，孙站长到老也没想明白，总觉得这个形势来的太陡、太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