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听七十多岁的大姐讲：老屋已作为危房拆除了，现已复垦成田地。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老屋的前前后后。

少儿时从还在世的先辈口中得知：1954年家乡桐城青草龙王庙一带遭受了一场无情的水灾，几乎冲垮了畈区所有房屋，真是大水冲掉龙王庙，父亲和母亲原住三间小屋当然难免此劫。经过父母辛勤打拼，终于在原地基上重建成一幢方方正正、粗木柱落脚、青砖灰瓦的“黑六间”，也就是现已拆除的老屋。房子坐北朝南，东、中、西三进，东、西进中间一隔，形成四间房，中间是敞亮堂屋，东面一进中部还让木匠铺上了厚实木板，做成了板楼，很有气势。

老屋当时在生产队称得上最高大气派的房屋了，自然就有了它的不凡：西南侧就是生产队的公共晒场，地势不高，每当梅雨季节为了防止晒场上起堆的半成品粮被淹，总是借用老屋堂屋和西侧闲屋，用长长篾围圈堆，加盖上生产队石灰队印。记得当时生产队还有一个创收副业“挂面坊”，很有名气：周边哪家来了亲戚，为了释放出“鸡汤挂面”的诚意，总是带上小麦，揣点分子、毛票交换洁白细香的挂面。那时的天气大多靠老经验判断，即便偶尔从大喇叭中听到预报，也不一定很准确，当然就常有挂面上架后，不仅无太阳晒，而且还下雨的尴尬事。这时老屋就派上了用场：面坊师傅会将一些柴火在堂屋中慢慢燃烧，把面架从四周围起，晒面便成了烘面，不仅很香，还极大程度地避免了损失。为了防止我捣蛋，师傅把一些湿面头揉成小团，用门前竹枝一串，烤成焦黄咸香的面球，很好吃的，应该算作给予的最好回馈吧。

老屋还曾兼有另外一项功能：当时生产队虽有队屋，但低小光暗，只是偶尔由生产队长、指导员组织社员忆苦思甜，读读报纸，布置农耕任务所有，可在年终“分红”时，生产队还是借用堂屋作会场：一是年尾了，每家都盼这一天，来的人会多些保障，自带的小木凳都摆得下；二是堂屋高大宽敞，家母还提供点免费茶水，喜庆排场一点。

父亲在当地毛笔字和墙书非常出名，若按现在就称得上书法家了。每逢农历年前两天，七邻八乡人总是带上红纸慕名找父亲写几副对联，这也是全家最忙碌的日子：家父忙着摆桌、凳、裁纸、自编对联稿、写对联；家母张罗烧茶、炒点南瓜籽、山芋角什么的；小小的我也参与磨墨、牵纸、晾对联。四周凳子上则坐满着一边嗑着瓜籽喝茶聊天，一边等待取走对联的乡邻。堂屋晾满了，则延伸到大门外外场，一片红艳艳、黑晶晶，真是好看！这是儿时记忆中每年最开心的日子。为何众多村民来此？现在推想：一是买成品对联价格贵点，二是大多没什么文化，卖什么就贴什么。而家父总是分文不取，又能根据家境实况自编自写，很接地气，必然就有了市场。

而对老屋中记忆最深刻的事是发生在1969年夏季：连日连夜的暴雨使河水冲垮了三湾河堤，天未亮家父就将近邻孤独何老奶奶和家人转移到板楼上，这时堂屋中的水深已至大人腿根，洪水不断涌入，一些家具纷纷漂起，老屋的外墙陆续坍塌，掀起股股水浪。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约午饭前时分，离老屋稍近堤岸上避灾人群突然尖叫起来：“天啦， 不得了，上游有人被洪水冲下来了。”从板楼上向上游望去，只见一个大黑点不断移近，稍近才见一人抱住棺材漂在水中挣扎求生。父亲立马脱去外衣，在腰间系上一条粗麻绳，手拿一只日常给我洗澡的大木盆，不顾何奶奶、母亲的极力阻拦，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向求生者游去，堤岸上人们也不断传来：汪先生，水太大太急了，一定要小心呵；先生真是个好人呐，菩萨保佑的祈祷声。父亲从小在三湾河边长大，水性很好，经过努力，终于把上游土庙生产队这名叫桂益芝的中年男子救上老屋板楼上。

2005年初夏，携妻儿回家探亲，此时的老父早已多病缠身，严重的血管阻塞引起的脑梗可以随时夺去他的生命，可他很是高兴，早早在老屋中向外张望，生怕我们会走错门似的。父亲同我聊得最多的话题不是身体，而是老屋。虽口齿不清，思维也很迟缓，甚至言语多有反复，但中心还是很突出：一是老屋落成的不易；二是老屋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固且叫历史吧；三是老屋经过半个世纪风吹雨打，毁损厉害，急需大修，而自己风烛残年，年老多病，希望子孙们来办这件事。后同家兄们沟通，对老屋进行了两次修缮，也算了却老父的心愿吧。

2007年夏天，老父还是抵御不了病痛的折磨，永远地离开了他一砖一瓦垒起且在此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而今老屋也因失去再修的价值而拆除，现已复垦成作物茂盛的田地。可在异乡生活的我的心里：桐城龙王庙这块田地上，始终有座老屋，而老屋中有个慈祥的父亲和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汪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