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暑日，热浪滔滔，铺天盖地，万类难逃。外在气温居高不下，不仅让人身体难以承受、苦不堪言，更引起人心理烦闷不堪、焦躁难安。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正言此意。

不过，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自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办法。除了可用种种物理方法降温纳凉以外，先贤早就发现，心理调节，或曰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情，也可筑起一排颇有隔热功能的幕墙，抵御外界那气势汹汹的热浪。白居易的佳作《苦热题恒寂师禅室》即言此幕墙的作用：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人人疯狂逃避酷暑，恒寂法师却稳坐禅房；禅室虽异常闷热，禅师心静即自感身凉。在白居易看来，屏蔽外界的纷扰，保持内心的宁静，可以让你身处苦热之中，却有凉爽之感，也是预防和治疗苦热的妙方。俗谚“心静自然凉”，便源出此诗。白居易还有一首写夏天的五言排句《夏日闲放》：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静室深下帘，小庭新扫地。褰裳复岸帻，闲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凉一觉睡。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夏服亦无多，蕉纱三五事。资身既给足，长物徒烦费。若比箪瓢人，吾今太富贵。诗中所表现的恬淡自适的心情，正是“心静即身凉”的最好说明，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文化里，夏意味着“火”与“热”，几乎就是“凉”与“静”的反义词。而火、热、凉、静，既可由外在客观环境所导致和扩大，也可由人的内在主观心理萌发和升级。

客观与主观、外在与内在，两者既常常交相互感，同频共振；也往往彼此抵触，分道扬镳。《庄子》里说，有个名叫张毅的人，达官富贵之府，县薄小户之门，无不攀缘奔走，结果“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这表明，诸如夏暑之类的“外热”虽要躲避防范，但人主观的“内热”之病也不可忽视，同样需要保持警惕和防治。如果说，人间世事与自然界一样，也有寒暑冷暖和阴晴圆缺，那么，凡尘社会夏季高温的指针，则多在欲望和利益的刻度上摆动。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之谓也。

避夏，尤其是中国文化里的避夏，就包括避开旺盛的欲望之火、躲避不当的逐利之热、规避无尽的攀比之风，从而涤去内心的烦躁郁闷，斥退炎夏带来的暑气蒸腾，获得一段轻松自适、平和宁静的时光。中国文人及禅宗艺术中，注重创造“无上清凉世界”，就是为了“避”这个心中之“夏”，抵御尘世过度的喧嚣与火气，接近老子《道德经》所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境界，得到一种超越普通凉爽的怡然自得的舒适感。宋代诗人唐庚有“小东坡”之称，他的佳作《醉眠》，便颇有几分此类“自在”的意趣：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此诗的诗眼是“世味”一句，正因为诗人对尘世的纷扰和嘈杂，常掩门扉并漠然置之，能够超脱于欲壑难填的苦恼之上，又超越于利益追逐的奔忙之外，才会有“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的生命颖悟，才会有“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的潇洒与放达，才会在夏日中不觉得“时光”的难熬，反而能感受到躺在凉席上的舒坦，才会产生“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的陶然自得与幽默调侃。

诗人于炎夏中悟出岁月的悠长和美好，正在于他心中对欲念的过滤和涤荡，走出夏日难熬的尘嚣跑道，拐弯踏上树影婆娑的山野小路，从而品味到契合生命自然的音韵旋律。在群星璀璨的中国文化长廊里，明代的文徵明是个重量级的明星，他不仅绘画和书法出类拔萃，诗文和鉴藏也堪称一流。他是绘画史上画夏景最多的画家之一，其所绘夏日景致，如《真赏斋图》，茂林修竹环绕四周，古松掩映之下，两三间老屋在假山怪石背后有藏有露，其中人物悠闲对谈，尤显超然物外。他所绘真赏斋，乃收藏家华夏的宅院，透显的却是自己的心境——俗世之夏在优雅从容的感怀中，如凉风袭来，暑气顿消。文徵明笔下的夏日景致，许多都有这种以幽静对抗炎热的特征。他画于1539年的《古树茅堂图》，表现夏日闲居品茶之景。其上题诗云：永夏茅堂风日嘉，凉阴寂历树交加。客来解带围新竹。燕起冲帘落晚花。领略清言苍玉麈，破除沉困紫团茶。六街车马尘如海，不到柴桑处士家。

尽管夏日永驻，暑热难当，或曰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但“六街车马尘如海，不到柴桑处士家”，我自有隔热隔音的“净土”，将滚滚红尘拒之门外，享用一片清凉世界，以安顿身心，修身养性，岂不妙哉。对于这种心情和境界，后来的乾隆似乎也颇欣赏。他在这幅著录于《石渠宝笈》的《古树茅堂图》上御题诗句说：“诛茅结宇绿荫嘉，幽事山中日以加。客到忘言惟对竹，童来携酒便斟花。”诗句隐约流露出乾隆对摆脱俗务、逍遥山林的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