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老家舒城，特意去了一趟位于春秋乡枫香树村的文翁纪念馆。这座掩映在乡间的朴素建筑，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护着一段跨越两千余年的传奇。 

走进展馆，那些泛黄的史册、简略的记载，瞬间变得鲜活。我惊觉，这位被巴蜀大地奉若神明、尊崇了千年的“文翁”，其根脉竟如此深扎在故乡的泥土里——龙舒故地是他的桑梓，而巴山蜀水则成了他开创伟业的舞台。 

舒城有此纪念馆，而成都则珍存着他亲手奠基的文翁石室。一种跨越时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文翁，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人（今安徽舒城县春秋乡文家冲）。他生于一个并非显赫但重视耕读的家庭。西汉初年，经历秦末战乱，百废待兴，文化亦亟待复苏。少年文翁便胸怀向学之志，远赴长安刻苦攻读，精研儒家核心经典《春秋》。这不仅奠定了他深厚的学养，更塑造了他以儒家仁政、教化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 

学成后，他从基层的郡县小吏做起。西汉的“察举制”为地方人才提供了上升通道。文翁凭借其才干、学识和德行，在察举中被层层选拔、考察，逐渐崭露头角，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他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成为手握军政财大权的一方大员，肩负起治理这片“天府之国”的重任。 

彼时的蜀郡（核心区域即今成都平原），虽经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后成为富庶之地，但因地处西南边陲，与中原文化核心区相对隔绝。在文翁这位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熏陶的太守眼中，蜀地民风虽淳朴勤劳，却仍显“辟陋”，带有“蛮夷之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礼乐制度不够普及，文明开化程度有待提升。作为一位心怀仁爱、笃信“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儒者，文翁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法令和行政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风貌。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于开启民智，移风易俗，以文化的力量浸润人心。于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翁化蜀”运动拉开了序幕。 

他的第一项创举，是选拔英才赴京深造。他从郡县小吏中慧眼识珠，挑出张叔等十余名资质聪颖、敏而好学的青年，亲自勉励训导，将他们送往京师太学，拜在博士门下研习儒家经典或国家律令。蜀郡财力有限，为减轻负担，文翁精打细算，用节省下来的郡府开支购买蜀地特有的刀、布等特产，委托入京的使者转赠给太学的博士们，以表心意与支持。几年寒窗，这批蜀地学子不负厚望，学成而归。文翁大胆任用，委以要职，并不断考察提拔，其中佼佼者竟官至郡守、刺史，成为治理一方的栋梁。这种选派有实践基础的基层人才赴最高学府深造的模式，堪称古代干部培养的创举。 

但这远非终点。文翁深知，零星选派无法满足改变一郡风气的根本需求，必须建立本土化、制度化的教育根基。于是，他在成都城中大兴土木，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学——学宫（因其以石料修筑主体，后世尊称“文翁石室”）。他面向全郡，特别是文化更为落后的属县，招收优秀青年为“学官弟子”，并给予他们免除徭役的优待。学成之后，成绩最优者补充郡县官吏队伍，次者则担任“孝弟力田”这类负责基层德化与农事督导的乡官。 

文翁对学宫倾注心血。他常选拔优秀学生随侍左右见习政事。每逢巡视属县，必特意挑选通晓经典、品行端方的学宫弟子随行，让他们参与传达政令、处理公务，出入府衙。各县官吏百姓目睹这些学子如此受器重，无不引以为荣。风气所及，争入官学竟成潮流，短短数年间，连富家子弟都不惜出钱以求一个学宫名额。蜀地文风由此蒸蒸日上，赴京师求学的蜀中子弟数量，竟能与文化底蕴深厚的齐鲁大地比肩。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朝廷充分肯定文翁兴学的成功经验，诏令全国郡国皆立学官——地方官办教育体系由此正式确立，文翁实乃此万世之基的开山鼻祖。 

文翁对蜀地的贡献不止于文教。他的另一项重大功绩是水利建设。据《都江堰水利述要》等史料记载，文翁深知民生乃教化之本，在任期间，他亲自主持并率领百姓“穿湔江口，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湔江是岷江支流，文翁主持开凿（或大规模疏浚拓展）湔江灌渠，将都江堰灌区向成都平原东北部（今彭州、广汉一带）大大扩展。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继李冰之后第一位成功大规模拓展都江堰灌区效益的地方官员。 

水利兴则仓廪实。水利的兴修，保障了农业的丰产，使蜀郡呈现一派“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荣景象更加稳固。物质丰饶与精神教化并举，文翁展现了一位杰出地方治理者全面而深远的战略眼光。 

文翁最终逝于蜀地。蜀中官民感念其德，为他修建祠堂，岁岁祭祀不绝。班固在《汉书》中精辟总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此书写成时距文翁治蜀已近二百年，班固的赞誉绝非虚美之词。在《汉书·循吏传》中，文翁位列第一，超越王成、黄霸、朱邑等名臣。所谓“循吏”，即如司马迁所释“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是那些不靠严刑峻法，而以德政、教化、实干造福一方的清官能吏。文翁尤以“崇教化、兴学校”彪炳史册，成为循吏典范。后世汉碑《折里桥甫阁颂》直抒胸臆：“佥曰大平兮，文翁复存”，百姓对“文翁式”治理的渴望跃然石上。 

文翁留给后世最直观、最震撼的遗产，莫过于他所创办的文翁石室，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所连续办学、未曾迁址、从未中断的地方官办学校。从汉景帝后元三年肇始，这座学宫穿越了汉代的雄浑、魏晋的风流、隋唐的盛世、宋元的变迁、明清的更迭，穿越两千多年时光，至今弦歌不辍，化身成为著名的成都石室中学，成为人类教育史上一个活的传奇，是中华文明重视教育、文脉绵延的生动象征。 

历代文人墨客寻访石室旧址，无不感慨万千。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寻访时感叹“良哉二千石，江汉表遗灵”；岑参则怅惘于“文公不可见，空使蜀人传”。明人裴钘《题文翁石室》诗中描绘的“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正是石室精神长存的写照。纵然朝代更迭，校名几易，从“文学精舍”到“锦江书院”，再到“成都府师范学堂”“成都府中学堂”，直至今日“石室中学”，其教化育人的核心使命始终如一，薪火相传。 

在安徽乡贤的历史星空中，文翁与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双星辉映。陶行知先生被誉为“当代的孔夫子”，宋庆龄誉之为“万世师表”；而文翁，则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开创了政府主导、面向平民的官学体系，其肇始之功，泽被千秋。从派遣基层人才深造，到建立地方官学体系，再到亲力兴修水利夯实民生根基，文翁展现了一个地方治理者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的为民情怀。他懂得，唯有物质丰饶与精神教化并举，才能实现地方的真正繁荣与长治久安。 

步出纪念馆，回望那朴素的门楣，文翁的形象愈加清晰。他不仅是史书上记载的循吏之首，更是用智慧和仁心点亮巴蜀文明星火、并最终燎原华夏的教育开创者。他兴办的那座小小石室，历经两千余载风雨，仍以其不绝的读书声，见证着一个道理：真正的功业，是种下一粒种子，看它长成千年不凋的森林；真正的遗泽，是开启一道源流，任它奔涌为万世滋养的江河。文翁之化，其功至伟，其泽绵长，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文化自信和教育传承中，一座永恒的丰碑。

（陈永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