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那个夏日的午后，热浪被阻隔在国际会展中心的玻璃窗外。我的老同学夏宗长站在第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台上，身后投映的一幅星罗棋布的中国地图，被一条蜿蜒的线串联起来。他的新书《追光十万里》在这里发布。这是一个中国老兵丈量信仰的独特刻度。

听着他平静的讲述，我忽然清晰地看见了一条精神的河流。它发源于三十多年前长江畔的军校课堂，流过退休后十万里山河的旷野，最终汇入如今三十多所校园的讲台。这条河有三个不可分割的段落，或者说，是一个生命完成的三次蜕变：从接受光，到追寻光，最终成为光。

记忆里的南京总是湿漉漉的。1989年的南京政治学院，长江的水汽漫过围墙，浸润着每一个规整的清晨。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坐在固定座位上，接受系统而严格的理论塑造。那是光的第一次降临，是经过梳理、归纳、体系化的真理之光。我们知道井冈山的意义，背诵长征的历程，理解“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光被分解成知识点，被编排进课程表，被储存在年轻的大脑里，等待着未来某一天的调用。那时的我们还不真正懂得，那些写在教材上的“艰苦卓绝”“理想信念”，究竟有着怎样的重量与温度。我们只是虔诚地接受，像种子接受雨水，却不知自己未来会长成怎样的树木。

谁曾想，这颗种子要沉睡三十多年，才迎来破土而出的时刻。

2021年底，夏宗长退休了。当许多人开始享受闲适时光时，他独自发动了那辆旧车，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孤身远征。后来他告诉我说，人退休了不能让思想也退休了，要趁年轻有精力为党做点事情。他决定开启自己追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发源地的“探源工程”，这一走就是四年，行程十万多公里，走过全国30多个省份的100多个重要红色坐标。从井冈山的竹林到遵义的木楼，从沂蒙的院落再到雪山的垭口，他走得很慢，有时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好几天。“站在腊子口的悬崖下，”他说，“你才会明白什么叫‘一夫当关’；捧起湘江的水，你才能感受那场牺牲的冰凉。”那些抽象的概念在十万里的行走中渐渐具象起来。理想信念有了湘江水的温度，牺牲奉献染上了雪山风的凛冽，艰苦奋斗化作了草地泥泞的质感。这是一个将外在知识内化为生命体验的过程，是用整个身心去验证、去确认、去拥抱那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接受的光。

而所有的追寻，最终都是为了照亮。

带着十万公里的风尘与故事，他走进了校园。三十多堂思政课，从大学到中学，从城市到乡镇。第一次听他讲课的人常会惊讶。没有华丽的课件，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沾着泥土的故事。他给中学生看从夹金山带回的枯木：“同学们，当年和你们差不多大的战士，就是穿着比这还单薄的衣衫翻过了雪山。”他对大学生讲青年钱学森的抉择：“个人的梦想，如何与国家的需要共振？”当他描述在雪山垭口突遇暴风雪、瞬间理解了何为“极限坚守”时，教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历史在那一刻复活了，精神在那一刻可触可感。光，不再是他接受的理论，也不再是他追寻的远方，而是从他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可以温暖他人的真实存在。

更微妙的转变发生在课后。有学生悄悄递来纸条：“夏老师，我想入党。”有年轻教师反思：“原来信仰是可以触摸的。”在济南的一所中学，一个女孩听完课后眼神明亮：“我也要成为追光的人。”他站在讲台上，胸前那枚即便穿着便装也端正佩戴的党徽，在灯光下微微反光。他不再只是讲述者，他自身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成了可以被看见、被感受的光源。从追寻者到点灯人，这转身如此自然，又如此庄严。因为他带来的光，不是借来的，不是背下来的，而是从自己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经过十万里风雪淬炼过的光。

去年七月的新书发布会临近尾声时，有年轻人问：“这三个阶段，哪个最难？”他沉吟良久：“追寻光最难。那十万里路，常常是孤独的。你要面对自己的怀疑，承受身体的极限，在空无一人的山野间反复叩问：这一切值得吗？光真的存在吗？但正是那些时刻，让我后来带来的光，有了分量。”窗外，夕阳正缓缓沉入城市的轮廓，金色的余晖漫过玻璃窗，恰好将他笼罩其中。他安静地站在光里，也沉静地散发着光。

三十多年光阴，三十多个课堂，完成了精神传承最完整的闭环。在军校的系统学习中接受真理之光，在山河的孤独行走中追寻信仰之光，在校园的温暖对话中成为希望之光。这不仅是夏宗长个人的精神史诗，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政教育最生动的注脚。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止于知识的传递，它必须完成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的跨越；真正的信仰也从来不止于言辞的宣告，它必须在生命的行走中被检验、被确证，最终长成可以照亮他人的光芒。

而当我们看见一个老兵用三十余年走完这条路，当我们听见那些被他的故事点亮的年轻声音，我们便会相信光，是可以传递的。从一个人的心灵到另一个人的心灵，从一代人的坚守到另一代人的追寻，这条光的河流永不枯竭。它流过时间，流过山河，最终流入更多等待被照亮的生命里。这或许就是“追光”最深刻的意义。让自己成为光，然后让光，生生不息。

（方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