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0年前华夏大地，洪水肆虐，山河破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尚书·尧典》）。危急存亡关头，治水英雄大禹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历经十三载艰辛，成功治理了水患，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德政思想。其核心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养护百姓是德政的根本目的，而非追求个人功绩与虚名。

一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高度概括了大禹德政思想的精髓。其中，“德”是基础，“善政”是手段，“养民”是初心和使命，三者构成有机整体。

大禹所言之“德”，包括“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的勤勉节俭，“不矜不伐”（《尚书·大禹谟》）的谦虚谨慎，以及“舍己从人”（《尚书·大禹谟》）的包容胸怀，大禹的优良品德是实施善政的前提。

大禹“善政”理念强调治理方法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治水过程中，他突破父亲鲧“障洪水”（《国语·鲁语上》）的围堵方法，创造性地“疏川导滞”（《国语·周语下》）。变“堵”为“疏”，体现大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治理策略的务实精神。

大禹将“养民”作为“善政”的最终目的，“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涵盖物质生活保障和精神教化提升，构成完整的民生体系。

二

大禹的德政思想在先秦时期得以传承。周公多次引用大禹的事迹和理念，作为政权合法性和治理合理性的依据。《尚书·周书》中月周公将大禹的勤政爱民与商纣王的暴虐无道对比，特别强调大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品质，将其作为周朝官员的行为准则。

秦汉至唐宋时期，大禹德政思想在政治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事迹，特别强调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的奉献精神，大禹被塑造为理想治理者的典范。唐太宗李世民深受大禹德政思想影响，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帝范》）唐代水利工程建设也以大禹为榜样，《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多地水利工程“仿禹迹而修”。宋代学者对大禹德政思想进行了系统理论阐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深入分析大禹的品德和政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大禹德政思想一脉相承。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大禹“政在养民”理念深切认同。他要求子孙“体禹之勤俭”（《皇明祖训》），并将大禹事迹编入《历代臣鉴》，作为官员教育材料。明代治水名臣潘季驯治理黄河时，提出“师禹之智，循禹之迹”（《河防一览》），传承大禹的治水理念。

清代学者对大禹事迹进行系统的文献整理和考据研究。顾炎武《日知录》考证了大禹治水地理，崔述《考信录》对大禹事迹进行辨伪存真，使大禹德政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明清学者将大禹与其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深化对大禹德政思想的理解。王夫之《读通鉴论》对比大禹与秦始皇的政绩观，指出：“禹之治水，为民也；始皇之筑长城，为私也”揭示了大禹德政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以民为本。

蚌埠市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理解大禹时代的政治社会发展提供了实证。公元前2200年左右，出现早期国家形态，有了大规模社会组织能力和公共工程建设能力，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治理水患的智慧和能力，间接印证大禹治水的历史真实性。

三

大禹“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教育改革到医疗保障，当代中国的许多政策都体现着“政在养民”的古老智慧。

大禹德政思想强调治理的实际效果，而非流于形式，对建立科学政绩考核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淡化GDP崇拜，强化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正是对大禹务实政绩观的时代呼应。

大禹“不矜不伐”的谦逊品格，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借鉴意义。当前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往源于主政者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大禹“不矜不伐”的态度警醒人们，真正的政绩应当经得起历史检验，造福于民，而非追求个人名誉和短期效应。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鼓励干部提升“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形成注重实绩、不务虚名的良好氛围。

大禹治水从围堵到疏导的战略转变，体现了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禹治水前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材料，避免“拍脑袋”决策。大禹根据不同地区的水文地理特点，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只有因地制宜，才能找到适合本地的发展路径。

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表现出持久奋斗的坚韧品格。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需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治理者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大禹德政思想经过四千多年的历史沉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今天，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禹德政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真正的政绩应当是以人民为中心、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蚌埠市禹会区政协 邵会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