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两宋时期，在滁州有影响的州官，北宋有欧阳修，南宋就是辛弃疾。欧阳修留下一座醉翁亭，辛弃疾留下一座奠枕楼，这一亭一楼是欧阳修“与民同乐”、辛弃疾“为民解忧”的见证。欧阳修是幸运的，一个亭因一篇记而扬名天下，留存至今，欧阳修文化得到滁人广泛认同，并已有醉翁亭文化景区传承载体；辛弃疾是遗憾的，一座楼虽然有两篇记、一篇赋，滁人对其业绩和才华仍然了解甚少。要了解辛弃疾，就必须走近奠枕楼。

辛弃疾与奠枕楼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词人。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春至乾道九年冬，他在滁州主政两年，实现了“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的政治抱负。

南宋建炎以后，宋、金之间隔淮对峙，金兵多次越过淮河，在江淮间大肆掠夺。据史料记载：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的38年间，金人七次大规模渡淮入侵，两淮之间饱受战争的苦难，滁州不能幸免。再加上连续四年的灾荒，来到滁州的辛弃疾“周视郛郭，荡然成墟，其民编茅籍苇，侨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须无得”（见崔敦礼《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辛弃疾施政的要务是恢复经济，谋求发展，充实边防实力。《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辛弃疾传》这样记载：“……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又恰逢夏麦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官府税收增加。不到一年，“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城邑清明，闾阎繁夥，荒陋之气，一洗而空。”经济复苏，并迅速繁荣，一改往日荒凉、萧条的景象。

为了安抚民心，让滁人有一个登楼远眺、共享升平的地方，辛弃疾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繁雄馆上加层建造了当时滁州的第一高楼——“奠枕楼”，并置酒楼上，与城中父老举杯共贺：“吾与父老登楼以娱乐，……玩林壑之美，想醉翁之遗风，岂不休哉？”（见《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奠枕楼因何取名？奠的本意是“置酒食以祭祀”，引申为“定”“安置”“建立”。所谓“奠枕”，即安枕以卧，形容局势安定，如扬雄在《法言•寡见》中所说“四海皇皇，奠枕于京”。辛弃疾也有类似的说明：“吾之名是楼，非以侈游观也，以志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须臾之安也”（见周孚《奠枕楼记》）。建一物以明志达趣，鼓舞民心，辛弃疾建楼，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能让滁人看到州官治滁的决心和信心，起到积极的促进、鼓舞作用。

奠枕楼与《奠枕楼记》

奠枕楼建成之后，辛弃疾“喜其政之成，移书二千里”，请好友严焕（字子文）为记。乾道四年辛弃疾通判建康府（南京），与严焕为同官，两人结下友谊。辛弃疾任滁州知州时，严焕已任福建市舶使，故云“移书二千里”。严接信后表示“是不可不书也”，遂转请时任平江府府学教授的崔敦礼代写。崔敦礼，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文学家，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著有《宫教集》《刍言》等。乾道初年曾为严焕的幕僚，在任江宁县尉的时候与辛弃疾相识。接受任务后的崔敦礼，并没有到滁州来，而是根据辛弃疾书信中的叙述和介绍撰写了《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收在四库全书《宫教集》卷六。辛弃疾的同乡好友周孚也写了一篇《奠枕楼记》，周孚字信道，号蠹斋。乾道二年进士，寓居京口待真州教授阕。乾道八年夏，应邀来滁州做客，成为辛弃疾的幕僚，并一直待到乾道九年才离开。周孚在滁州除了《奠枕楼记》外，还有《奠枕楼赋》（济南辛侯作奠枕楼于滁阳余登而乐之遂为之赋）等其他作品。

这两篇《奠枕楼记》，内容大致相同，既可当文学作品欣赏，也可作史料参考。建奠枕楼时，周孚人在滁州，与辛弃疾关系密切，《记》中所述为亲眼所见，应当更可靠些。这两篇《奠枕楼记》均没有在滁州刻石，历代《滁州志》也没有收录两文，是一大遗憾。幸运的是《四库全书》收录了这两篇《奠枕楼记》，滁人才有机会看到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