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应邀在滁州,参加“欧阳修”的研讨会议,得接肖汉泽先生声欬。他很热情,蒙赠大作《孰约黄昏后:〈生查子·元夕〉溯源》。这是考究《生查子·元夕》作者的著作。读来令人回味。
《生查子·元夕》这首词,不仅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多受关注,而且传播甚广,成为画家笔下的景象,音乐家曲中的旋律,作家心中的灵感。
然而,词的作者是何人?诚如本书所收集的资料所示,有欧阳修、秦观、李清照、朱淑真等多种说法,还有刘煇假托欧阳修说等等。
肖先生探根寻源,追溯各种论说的最初出处,探索现存的文献证据,考究典籍版本,得出了应该是欧阳修之作的结论。
这样的态度,难能可贵。
他指出:最早提出该词是朱淑真作的,是明朝的杨慎。见其所著《升庵词品》卷二。时间在明嘉靖三十年间(128页,此指《孰约黄昏后:〈生查子·元夕〉溯源》的页数。下凡不标明出处的页数,概指此书)。
肖先生收录了三十种词集《草堂诗余》的文本,指出,最早载有此词,作“朱淑真刻少游误”的,是万历四十二年刊本(17页)。
明代毛晋《诗词杂俎·断肠词》是最早收录《生查子·元夕》的朱淑真的专集(124页)。
也就是说,“朱淑真”说,起源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这一说法,清代也有沿袭,到了近代,或因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提到:柳如是《今明池·咏寒柳》词,受朱淑真《断肠词》之《生查子·元夕》的影响。尽管陈先生的说法,对“朱淑真说”,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并非断定。然而“朱淑真说”,则在近年多见被采纳流传(98页。参见《孰约黄昏后:〈生查子·元夕〉溯源》第三章所列的21家说法)。
然而,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呢?
肖先生提出了不同见解,指出“《断肠词》的早期版本”:洪武三年抄本、弘治十六年戴冠《和断肠词》底本、明“紫芝漫”抄本,“均未辑《生查子·元夕》”(121页)。
而著录为欧阳修所作的,据说是出自欧阳修手辑《平山集》,而后,收入欧阳修传家的《欧阳文忠公集》。这个传家本,是后来南宋周必大校刊《欧阳文忠公集》所据之本。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后来欧阳修《集》的刊本中,又编入了宋代罗泌的《近代乐府》三卷,其中收有此词(167页)。
另外,肖先生指出:现存的文献中,宋代绍兴十六年曾慥编定的《乐府雅词》,是最早收有此词,标明为欧阳修所撰的文本(165页)。肖先生推断,罗泌和曾慥二人的根据,应该就是《平山集》(178页)。
因而从文献上看,这些记载远在明代杨慎之前。
不仅根据文献资料,肖先生还分析了上述有关编者的治学态度。对比之下,曾慥、罗泌等人,相对比较严谨。
此外,从内证的角度,肖先生采用有关研究的成果,对该词的“春衫”作了分析,认为那当指男子的衣衫,而“红袖”则为女子。
进而,他还探索了欧阳修所“约”的女子,当是官妓“金钗”,根据是清代徐釚的《词苑丛谈》等的记载(268页)等。
以上是关于该书关于主要问题“孰约黄昏后”作者的解答。结论是:欧阳修。
对于有关的论述,学界可能还有不同意见,还有可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就结论来说,我比较赞成作者的看法。
还应该强调的,全书征引丰富,显现了作者认真的探索态度和慎审的研究精神。在当下“文化快餐”流行,以一夜爆红,追求“流量”为荣的文化氛围中,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推广。
读完肖先生的大作,我又想起,此类关于文学作品的“作者”或“主人公”是何人的问题,在中国文史研究中,所在多有。比如:
《诗经·蒹葭》“在水中央”的,是何许人?
《敕勒歌》的作者,是什么人?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人?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人或许认为这样的研究不如洋洋洒洒的议论有意思。我认为,这两方面的研究不可偏废。不站在确切事实基础上的议论,是沙滩上的楼房。基础流失,便会坍塌。所以肖先生对于《生查子·元夕》作者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探明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令我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何这么多的人,会去谈论《生查子·元夕》?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这首小词呢?是一种偶然,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这首词所表现的情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那就是扎根于人性中,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渴望,反映了古往今来在人性中流淌着的、一种引起人们共鸣的因素。
每个人的人性当然有着特殊性,是具体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见《反杜林论》32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因而有着共通的因素。或许正因为如此,这首近千年以前的小词,才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引起那么多的共鸣。
感谢肖先生收录了那么多的画作、介绍了该词在音乐领域中的波纹,使我们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认识这首词。
这首词中所反映的人的情感和美好的人性,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绝非孤立,而是源远流长。在解决了“孰约黄昏后”这个争论点之后,我想,那也许更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关注、探索、发扬。不知肖先生和其他读者以为如何?